Dissemination of the Soviet and Russian archaeological literature in China

以采用科学发掘方法为标志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端于二十世纪20年代初期，而中国与苏 联考古学的接触则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此前，俄罗斯学者于二十世纪初期在中国境内进 行过零星的考古调查、发掘活动［陈星灿，1997。第106页］）。自新中国成立，中、苏建 交伊始，在以苏联为师的背景下，中国与苏联考古学界开始了密切的交流。60多年以来，苏 联及俄罗斯考古学成果的引入，对中国考古学的某些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对这段 历史进行简单的回顾和讨论。

一 中国对苏联及俄罗斯考古学的引介

1950年3月，在新中国成立仅5个月后，吉谢列夫便应邀到中国讲学，正式开启了中、 苏考古学间的交流活动。吉谢列夫此行，在中国逗留的时间将近两个月，访问了北京、天津 以及华东、中南和西北的各大城市，举行讲演会72次，座谈会32次，听众达10万人［刘建

ISSN 1818-7919

Вестник НГУ.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2013. Том 12, выпуск 4: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 Ван Пэн, С. А. Комиссаров, 2013

美， 2012 ］。其演讲内容包括苏联的历史科学与历史教学、苏联的考古研究，以及仰韶文化 彩陶、斯基泰艺术、殷代青铜文化与北方民族等具体问题，后经翻译出版［吉谢列夫，1950； 1953］。此后，中国学术界开始了对苏联考古学的积极引介。如派员赴苏联参观学习，介绍 苏联最新的考古发现、考古学方法与技术，翻译苏联学者的考古学著作，特别是田野考古教 学材料［ Д.А. 阿乌杜辛， 1956 ； М.В. 伏耶沃德斯基， 1958 ］。

1959年11月，时隔9年后吉谢列夫再度访华［ C.B. 吉谢列夫通讯院士再度来华，1959］。 此次访问，吉谢列夫参观了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河南、陕西的考古遗址和文博机 构，并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进行了学术演讲，前后历时近 一个月［吉谢列夫同志在我国各地访问，1960； Киселев, 1960 ］。其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演讲的题目分别为：《南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湖地区古代城市生活的新 资料》和《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后经翻译整理并发表［C.B.吉谢列夫 通讯院士在北京所做的学术报告，1960］。

1960年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进入了漫长的黑暗时期，中、苏考古学 界的交往亦随之中断。此间，除了完成20世纪50年代已经着手翻译的《苏联考古学》等工 作外［蒙盖特，1963］，受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开始了对苏联考古学的极富 政治色彩的全面批判。但随之，中国考古学自身也开始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当中。

1978年以后，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趋于稳定，中国考古学开始了健康、快速的发展，考古 新发现不断涌现，田野考古规模也不断扩大。为了满足自身研究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陆续编写、出版不定期刊物《考古学参考资料》，引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新考古 学信息，其中包括大量的苏联考古学内容。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中国考古学界集一百二十 余名专家学者倾5年之力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正式出版［中国大百科 …, 1986］。 该书涉及苏联（包括中亚）考古学的词条数十余 ¹，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学者了解苏联 古学的重要渠道。

在这个时期，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外，中国各地方的考古文博机构也广泛地 开展了考古活动。位于中国北方边疆的省区，根据所在地考古遗存的特点，出于自身研究的 需要，开始主动引介与其密切相关的苏联考古学。例如，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1981 年编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便翻译完成的吉谢列 夫所著《南西伯利亚古代史》［吉谢列夫， 1981 ］。同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翻译、 印刷了弗鲁姆金的著作《苏联中亚考古》［弗鲁姆金，1981］。198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主办的《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创刊，该刊及时报道中国境外的学者对东北亚，以及中 国东北地区历史与考古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资料信息，亦涉及较多的苏联考古学内容。另 外，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1年创刊的《内蒙古文物考古》、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1981年创刊的《黑龙江文物丛刊》（1985年后更名为《北方文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物馆于1985年创刊的《新疆文物》²，不仅发表本地区及临近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 还刊登反映其他临近国家，尤其是苏联新近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译文，成为相关考古学成果展 示和考古学家间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

此间翻译出版的苏联考古学专著还有《滨海遥远的过去》［澳克拉德尼科夫，1982］，以 及《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瓦西利耶夫，1989］。

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对俄罗斯考古学的引介，除了《北方文物》、《东北亚历史 与考古信息》、《内蒙古文物考古》、《新疆文物》3等刊物继续扮演主要角色以外，《北方 文物杂》杂志社还组织编译了《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以及多部《东北亚考古资料译 文集》4，收入多篇俄罗斯学者的著作。

近十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俄罗斯考古学的引介，较之前有了质的改变。除了继续翻译出版 一批俄罗斯考古学者的著作，如《蒙古鹿石》［沃尔科夫，2007］、《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 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切尔内赫、库兹明内赫，2010］、《19--20世纪俄罗斯远 东南部地区考古学:主要作者生平及著作目录索引》［克柳耶夫，2010］、《金属镜：阿尔泰 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提什金、谢列金，2012］等之外，《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 ［冯恩学，2002］、《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潘玲，2007］两部 极具开创性的专著相继问世。《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关于 俄罗斯考古学的区域性概论著作，该书“不只是介绍俄国东西伯利亚和远东考古的考古发现 和研究成果，在许多地方都结合中国（主要是东北）和其他邻近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 果，并对照中国文献记载和民族学材料”［林沄，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序］，提出 了许多新的见解。《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是中国学者第一部深入 研究俄罗斯考古学材料的专著，不仅将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的考古资料较为全面地引介到了 中国考古学界，还在匈奴遗存的分期、匈奴遗存文化因素的构成及来源、南北匈奴的关系等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中国考古学者还积极走出国门，参加俄罗斯考古遗址的发掘工作。如200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对库纳列依 斯克城址的发掘［赵春青等，2005］；200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俄罗斯科学院 MM^^N^W^, ##^#&ЖЖ№»еТ£Я ［ Алкин, Фэн Эньсюэ, 2006; 冯恩学、阿尔金，2007。第211--215页］，并参与了对发掘所获人类学、遗传学、环境学资 料的研究［张全超等，2008；张全超等，2009；汤卓炜等，2008］。

对俄罗斯考古学系统、深入的研究以及参与俄罗斯考古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界 对俄罗斯考古学的引介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按照本文的认识，中国对苏联及俄罗斯考古学的引介，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50年，以吉谢列夫首次访华为标志。该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为1950年至1960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考古文博界以学习者的姿态引介苏 联考古学、博物馆学，“使苏联的考古、博物馆及城市建设中的文物保护等经验影响到了中 国”［刘建美，2012］。后一个阶段为1961年至1977年，由于中苏关系的交恶，中国考古 学界全面批判苏联考古学，但更主要的是中国内部的政治环境，阻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第二阶段，始于1978年，以《考古学参考资料（1）》的编印为标志。在这个阶段，中国 考古学界出于自身研究的需要，开始有针对性地引介苏联及俄罗斯考古学（莫润先、张广达、 王德厚、姚风、林树山等学者翻译了大量的苏联及俄罗斯考古学材料），其中《中国大百科 全书·考古学》是一项重要的成果。

第三阶段，始于2002年，以冯恩学的著作《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的出版为标志。 这个阶段，中国考古学界对俄罗斯考古学的引介，不仅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中国学者还开始参与俄罗斯考古遗址的发掘，尝试获取第一手的考古资料。

二 中国学者的相关考古学研究

苏联及俄罗斯考古学成果的引入，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最直观的表现就是， 中国学者利用苏联及俄罗斯考古学成果来解决中国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大大增多，并取得了可 喜的成果（当然，很多中国学者在研究具体的问题时，更多的是直接地利用了苏联及俄罗斯 的考古学成果，因此他们的研究也是对苏联及俄罗斯考古学向中国的一种间接形式的引介）。 现仅以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为例进行简单介绍。

涉及中国北方长城地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较多。林沄1982年完成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 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是较早且较为重要的一篇论文。该文以极为广阔的研究视角， 将中国北方青铜器的集中分布区看成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大文化区的一部分，认为这个地区 的青铜器应有自身的起源，首次指出其青铜文化的起源不晚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注意到该地 区青铜器与中原地区青铜器存在相互影响的现象，并提出了著名的“漩涡”理论，即中央亚 细亚的游牧人，将起源于不同地点的文化因素融合成一个综合体，又把这些综合体中的因素 传播到周边地区，否定了“是西伯利亚地区的青铜器影响了殷墟，还是殷墟的青铜器影响了 西伯利亚”这种简单的思路。这些论点不仅在中国考古学界，还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并且时至今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林沄，1998。第262--288页］。之后，林沄在《夏代 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一文中，重申了中国北方系青铜器可以早到夏代的观点，通过全面搜 集最新的考古发现，经对比研究，指出夏代的北方青铜器受到了来自中原和欧亚草原南、北 两方面的影响，体现出自身的一致性和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中国北方地区的某些文化 传统，在夏代北方系青铜器上已经有所体现［林沄，2009。第7--19页］。《中国北方长城 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是林沄另一篇重要的长文，该文论证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由新 石器时代晚期的农业地带，经文化、生态环境、族群等因素长期的交互作用，形成游牧地带 的历史过程，指出夏至春秋时期，北方系青铜器在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在黄河流域和欧亚草 原双向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和中原国家向北不断的扩张，长 城地带的原住民走向分化，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带于战国晚期在长城以北正式形成［林沄，2009。 第39--76页］。

乌恩在一系列文章和专著中［乌恩，1981；1983；1990；2002；2002 а ；2007］，强调了 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在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 比较研究》一书中，从遗物方面着手，将青铜时代到早期匈奴时期的中国长城地带中段与蒙 古，俄罗斯外贝加尔、图瓦、阿尔泰以及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的考古学文化，做了 全面的对比分析［乌恩，2008］。

杜正胜在《欧亚草原动物纹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一文中，分析了商周到秦汉时 期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共通的动物纹饰，讨论了北方民族和华夏国家的关系，以及北方 地带与外贝加尔、南西伯利亚、中亚、黑海北岸草原的文化交流［杜正胜，1998］。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一书，对东周时期的中国北方文化带进行 了分区，并通过对遗存详细的排比分析，把整个地区东周时期的遗存进行了统一的分期，讨 论了各区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并在欧亚草原牧业文明和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文化背景之下， 复原了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过程［杨建华，2005］。

新疆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方面，水涛在《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 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一文中，分析了新疆青铜文化中几种主要文化因素的来源，认为新疆地 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东部的甘青地区、北部的南西伯利亚 地区、西部的中亚地区三方面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水涛，2001。第6--46页］。林梅村《吐 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林梅村，2002］，对新疆地区目前所知年代较早的克尔木齐类型、 古墓沟--小河遗存进行了年代、来源等方面的探讨，指出其与欧亚草原西部的竖穴墓文化之

间存在联系。梅建军、高滨秀《塞伊马--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一文， 从青铜器的形制和化学成分两方面，就塞伊马--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 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在公元前第3千纪晚期到公元前第2千纪初期，中国西北地区与欧亚 草原地区发生了多种途径的、间接的、不连续的联系，导致该地区存在与欧亚草原相似但不 相同的青铜器［梅建军，高滨秀，2003］。杨建华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一书的第四章第三节中，讨论了东周时期新疆地区与欧亚草原的联系，指出新疆受到了来自 于欧亚草原的黑海沿岸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两个方面的影响［杨建华，2005。第149--159 页］。邵会秋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 中，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中国境外地区的欧亚草原公元前第3千纪到公元前第1千纪的考古学 文化，并探讨了其与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指出其对新疆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具有断裂 性的特征［邵会秋，2007］。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一书，探讨了新疆青 铜时代末期和早期铁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渊源，指出了阿凡纳羡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辛塔什塔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群--卡拉苏克文化等在不同时期对新疆土著文化产生的重要 影响［郭物，2012］。

除长城地带和新疆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以外，杨建华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系统划分初探》 一文中，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将欧亚大陆的青铜文化分为以中国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东方青铜 文明系统，以两河流域、埃及、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青铜文明系统，和以欧亚草原为代 表的史前时代晚期青铜文化系统，并探讨了三个青铜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杨建华，2008］。

以上述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有关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虽然在 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其涉及的苏联及俄罗斯考古学内容，在系统性上不及冯恩 学的《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在深度上不及潘玲的《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相关匈奴 考古问题研究》，因此在引介苏联及俄罗斯考古学方面，成绩并不明显，尤其对于不懂俄文 的研究者来说，仍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

这种局面，在新疆地区汉以前的考古学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在新 疆境内的一些地区很难展开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这导致现已积累的考古学资料相对比较 零散，同时由于大部分遗址缺乏层位学的叠压、打破关系，目前新疆地区的考古学时空框架 还不完善，学术界对一些考古遗存的性质、年代尚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除 了加强自身的考古工作以外，相邻中亚、南西伯利亚、蒙古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考古遗存， «ТЙШ«ЖЖЖЖШ^ЙМЖв （№ЖЖ№Ж.. , 2011］⁵ ） о Й-^Ш, ЮК 于欧亚大陆腹地，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新疆考古学的深入研究，无疑 也会促进周边国家和地区考古学的发展。这就迫切地需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研究者进一 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与对方分享自己的或分享对方的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当然，其他地 区、其他领域的考古学研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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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атериал поступил в редколлегию 20.02.2013

Wang Peng, Sergey A. Komissa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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