Изучение жизнен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уйгуров в Южном Синьцзяне в период правления Цяньлуна

刘超建1、奇曼•乃吉米丁2

¹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陕西 , 710062, 中国

²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14 ，胜利路，乌鲁木齐， 830046, 中国

乾隆时期南疆维吾尔族生存空间研究

道光元年至同治三年（ 1821 至 1864 年），在南疆屡次发生和卓后裔的叛乱，持续了四十 余年，并且每次都演变成为民族大仇杀，对新疆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历来学者将 这些事件的发生归因于当时一些社会矛盾，如官民矛盾、回汉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所引发 的。其实这些只是表面原因，而真正原因则是由于乾隆时期人口激增和农业技术落后而导致 该地区地不足以养民、政策失误而引起生存空间恶化所造成。就此问题，本文拟从以下几个 方面对其做一历史解读。

一、农业地理环境和作物种类

新疆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就南疆西部而言，南部是昆仑山，北部是天山，西部是帕米尔高 原。两山之间是塔里木盆地，其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就位于该盆地中。在盆地中的沙漠边缘 绿洲上，主要是维吾尔族生活区域。昆仑山和天山，山体高大，平均海拔在 4500 米以上。而 位于两山之间的盆地和沙漠，其地势西高东低，塔里木盆地在 1400—1500 米之间，这样山脉 与盆地有着极其明显的相对高度差，形成了几乎环形的高山盆地和荒漠的地理景观。

南疆农业环境，受地势、地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具有光照充足、日夜温差大的特 点，但就最突出特点是干旱。这种自然环境也就决定了该区域农作物结构和耕作制度较为单 一的特征。而且，自然灾害较为普遍，其中旱灾发生次数最多。清代天山南路的农业技术相 对落后，所以在这种自然环境条件下，对各类自然灾害应对能力较低。

农作物结构能最为典型地反映农业地理的特点。就乾隆时期该地区作物种类看，耐旱作物 是其最主要特征。乾嘉年间成书的《西域图志》、《回疆志》和《西域闻见录》等，对农作 物的种类有比较详细记载。 “ 回部土地肥瘠不一，五谷之种，大抵稻米为少，名固伦特（维语 称稻米），余如黍名塔哩克 ” ^①。稻米主要分布在阿克苏，还有黍、稷、高粱、麦、青稞等粮 食作物，蔬菜主要有蔓菁、芫荽、丕牙斯等。《五谷》条内举有小麦、豌豆、糜子、高粱、 大麦、稻和芝麻， “ 百谷皆可种植，而以小麦为细粮 ” ^②。 “ 回人常食面，故多种麦 ” ^③。 “ 回人稼

• ^①    《西域图志》 , 卷 43, 《百谷草木之属》。

• ^②    椿园 : 《西域闻见录》卷 7, 《回疆风土记》

• ^③    永贵 : 《回疆志》 , 卷 3, 《五谷》。

^A^*$#,fi#^Ma,^## ^w ® .й&Ш1ШРДШ£$1йт 以面食为主。可以看出，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农作物种类和结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资料 里面还隐含着风俗、饮食等文化方面一些信息，这也是值得我们应该注意的。

此外，对于作物种类的记载，喀什、阿克苏、和阗各地区乡土志的记载尤祥，以资参考。 МЮ'АА.ЖА. &£.*%. т.^й.^. Ш.Ж.Ж^.ЖА. ^^.ЖЖ. «№, ААЖАЖЖ, ЖЖ№йЖЖ, тгХХЖ'Х WW#"^. Ж*. W. т.#^,#ШЖ*й±, ЙЖЮгЖЖА " Ж

通过上面资料引用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乾隆时期成书的方志中没有玉米的记载，但到光 绪末年撰写的各乡土志中，在南疆，玉米却是普遍种植的作物。据齐清顺考证，玉米在乾隆 年间已经传入新疆，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推广，反而从有关记述中 ЖАТ [ Ж»Ж ,1988] ® о^^^Ш¥.^Гй#,^^^^»^#А^^Ю#«,Ш^ВДТ 随着人口的增殖，人地矛盾已相当激化。

因地势地貌存在明显的不同，南疆河流分布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造成了农作物的地域分 布不同。但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该农作物多系耐旱品种。仅有在阿克苏地区，热量条件较 好和水资源丰富的地带，有水稻的种植，但面积不大。农作物的结构如此，分布也亦然。在 粮食作物中，以小麦为主，其它杂粮为辅，农作物种类较为单一。但瓜果相对品种繁多，这 ±МЙЖ “ ЖА*##Ж, W#MiW,im, №А№ГЖЖА, АШЖЖ Й " ® , “ М^^^,#АЖ^#^#, МЖМй * ® =АА#№ЖЖТ#г = «А, 这种结构形式，也体现出环境和饮食习惯对农作物选择的制约作用。该时期除了新品种的引 进以外，主要作物种植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二、人力资源条件

古代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资源尤其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一般来说，一定的人口规 模同劳动力数量之间有一个相当稳定的比率，如一个五口之家在经过折合后一般有三人左右 ЮЖ^А [ >ЖЖ ,2003] о еЖЖЖЖЕ, АЖМйЖЖ^ДЖАЖЖГо АЖЮЖЙЖЖ^ ЖЙЖЖАЖЙ, ЖАЙЖЖЙЙЖЖЭЖ “ А. А. Ж. Ш. ^ " АЖАА, АФ " А " Й " А " ^ЖЖЖ»ЖЖЙЖйо^ЖЖ^»Ф#^^^ “ А " ЖЖ®ЖЙА,#Ж#Ж##А^>Ж 次礼拜，即使农忙季节也不间断。这样的宗教活动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传统思想的 影响，很多维吾尔族男子不愿意甚至根本不从事农业劳动。劳动力短缺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5^^А^^#^АЮ “ ШВ ” о^^^«^АЖ^Ш,$^^^,Ж#ЯЖ^^^# 生计，他们便无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和务农相比，维吾尔族人更愿意经商。在农村、穷 Ж##Ж, №^^<ЮЖ«^^^^^ [ МААА^ЖЖ ,1980 о^ 55 Ж ] о ЖАЙЖЖЙЙ 提倡商业，鼓励贸易的，这种情况使他们不想在农业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可见，妇女、老 人和儿童却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承担者。但是，一般情况，中青年劳动力却是农业技术改进 和提高的主力军。因此，这种情况极大制约了农业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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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看，清代南疆地区，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方面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社会经济制度 相对落后。在普遍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农业生产力在较低水平中徘徊发展，在农业技术革新 上缺乏必要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二是宗教对农业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各级宗教管理机构不仅 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繁琐复杂的宗教事务，也影响着劳动力的投入和农业生产各技术 环节。劳动力资源相对紧缺，这一状况不仅会直接影响了该地区的农业技术集约化程度，而 且也限制了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三是寺院经济的存在，使社会上的很大一笔财富投入到清 真寺和麻扎的建设及维护、宗教礼仪活动及宗教上层挥霍，这种 “ 惰性 ” 经济，对农业技术的 改进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而且这些特点，使该地区的农业技术，体现出很强的民族性。劳动 力的短缺和寺院经济对农业技术的阻碍作用，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乾隆时期，南疆地区不仅人口相对稀少，而且分布不均也是其最突出的特点，据《西域图 志》记载，乾隆三十一年（ 1766 ），南疆维吾尔族共有 241722 口，在 100 多万平方公里领域 内，其人口相对稀少可以想见。并且，人口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中阿克苏 24607 口， 喀什噶尔 66413 口，叶尔羌 65495 口，和阗 44603 口，^① 四地区占当时南疆总人口的 83.2% ， 拜城、赛里木、库车、哈密等中东部人口要稀少的多，仅占 16.8% 。就南疆地区的面积而言， 24 万多的人口规模，相对来说是非常稀少。但南疆地区为绿洲、戈壁和沙漠地貌，而戈壁和 沙漠却达 90% 以上。更有甚者，由上面数字，可以看出，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显然我们用人 口密度指标来衡量该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在研究方法论上是有很大缺陷的。在当时来看， 就可供开垦的土地仅限于河流两岸，平均人口密度虽小，但在南疆地区就已开垦的土地人口 密度来看，已颇可观，每平方公里概在 30 人 —50 人之间。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来说，似以达 到饱和状态。

三、农业情况和耕作技术

南疆农业曾受到准噶尔部和和卓家族的摧残。 新疆统一后，被荒废的维吾尔族农业，也 逐步得到恢复。但清初在南疆西部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 , 从而失去了维吾尔族和汉族零距离接 触的机会，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并没有得到推广。但由于社会稳定，其粗放的农业技术也促 使生产力逐步提高，农田开垦面积有所扩大。维吾尔族田地基本上来说有以下几部分组成： 农民私有土地、为数极少佃耕官地、伯克养廉地及宗教机构的瓦哈甫土地。其中，伯克的养 廉地不仅占有良好的水源，而且也最为肥沃。正像那彦成所说， “ 阿奇木、伊什罕伯克等田既 富，所收粮石颇称丰足 ” 。^② 而且占有耕地的数量很大，占有极高的比例。 “ 维吾尔族农民私 有地约 60 万亩，而同时期的 269 名伯克共有土地 419,970 亩 ” ［ 佐口透， 1983. 第 149 页 ］ 。可 见，当时南疆的土地兼并也是十分严重的。

此外，在清朝统一南疆前，准噶尔已统治近八十年。为发展畜牧业，大量农田被侵占，改 为牧场，实行封建农奴制。绝大多数的土地被各级伯克和地主所占有，而占人口大多数农民 和农奴却拥有很少土地。他们为了生存，除耕种自己私有土地的农民外，无地的农奴不得不 耕种地主的土地或宗教机构的瓦哈甫地，以充当燕齐，或者成为伯克们的多伦户，忍受他们 和政府的双重压榨和剥削。

就耕作技术而言，由于和卓家族和准噶尔统治下的维吾尔人，各绿洲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 性，并与内地处于隔绝状态，实行的封建农奴制度。而且， “ 豪强兼并，习染成风，伯克土霸， 日增其富。小户回子，少有积蓄，辄为所咀嚼。以故人口虽繁，不能殷实，多贫乏之人 ” ^③。

^①《西域图志》卷 33 《户口附》

^②《那彦成奏议》 , 卷 77 。

• ^③ 椿园 : 《西域闻见录》，卷 2 。

并且，维吾尔农民还向地主、伯克、清真寺缴纳地租和捐献，这些情况也使南疆地区阶级关 系十分紧张，严重制约了耕作技术的提高。

在农具、田间管理等技术方面还处于落后的状态。农具主要有布古尔斯（犁之总也，头以 铁为之），是由两头牛牵引的。库尔扎克（犁耙，其头甚圆），用于覆土的农具。坎土曼（一 种 ^ 头），用来挖土和刨地，开沟引水灌田的农具^①。柳条编织的粪筐和鄂尔噶克（铁质镰刀） 用以收割稻麦 ［ 冯家昇， 1981. 第 243 页 ］ 。并且这些农具，世代相沿，可以说几百年来，在 技术上并没有改进。就连碎土，几千年沿用脚踩，直到 1939 年，才采用柳条、桑条编的磨子 来代替^②。

由于农具的限制，在耕作技术上也有很大的落后性。木犁在民国时期的和田地区还大面积 的应用 ［ 谢丽， 2008. 第 94 页 ］ ，木犁的质量不高，极易损坏，而且吃土比较浅，从而不利于 农作物根系的生长和土壤保墒，降低了作物的抗旱能力。 “ 播种时无耧，惟凭手撒。无锄，不 知芟艺，收获时堆于平地用马、牛、驴数匹头践踏而已 ” ^③。 “ 播种时以手撒之，疏密无定，不 知南插北沟 ” ， “ 田惟拔草，不知锄治 ” 。^④这些说明了耕作技术的粗放。对小麦土地不进行必 要的垄沟、条播、锄草和深耕等田间管理，不但浪费了大量的生产资源，而且还大大降低了 生产力。像这样的耕作方式，《西域闻见录》中也有不少的记载， “ 荒草湖滩每於春融冰解时， 引水入池，微干则耕犁播种。苗生数寸又放水灌溉之。嘉禾与恶草同生，不加芸锄。且云草 生茂盛，禾苗得以乘凉，其愚而可笑如此 ” ^⑤。明显地，维吾尔农民尚不知中耕锄草之法，这 可以想见他们的农业技术水平是很低的。在当时来说，这种状况应该是维吾尔族地区普遍存 在的耕种方式。不知肥料的使用，当时主要采取歇耕的方法以保持和恢复地力。总体来说， 由于气候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在特定的环境中，虽然其耕作技术有存在的合理性，但 农具原始、田间管理粗放，耕作技术也较为落后，仍然是其基本特点。

四、农业发展的水利环境

南疆是绿洲农业，由于自然方面的因素，干旱是其主要特征。水资源在农业发展中占有决 定性的作用，素有 “ 有水则成田园，无水则成戈壁 ” 之谚。人民贫富有以水多少论。农民从事 耕作，完全依靠引水灌溉。 “ 回人播种五谷，不赖雨泽，惟依大山流下雪水作渠灌溉 ” ^⑥。因此， 在南疆农业的发展中，对开挖沟渠等水利设施建设，历来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乾隆二十六 年（ 1761 ），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奏 “ 是以设有密喇卜伯克，专司其事。查回部旧例，凡怠于 灌溉及紊乱成规者，俱有罚项，以充公费，毋庸另给。惟引水时，须派拨丁役，从叶尔羌河 源逐步查勘 ” ^⑦。二十七年，喀什噶尔办事尚书永贵奏 “ 查回人地亩，俱藉山水灌溉，凡沟渠深 浅，圩堤厚薄，俱需相度地势之高低，测水流之缓急 …… 臣等派喀什噶尔伯克，率所属密喇卜 伯克等，遍历村庄，详加查勘，或应浚渠以通其源，或应筑堤以蓄其势 ” ^⑧。对南疆的水利重 视程度，从对管理水利的伯克人数也可以窥见一斑。据统计，乾隆年间，在南疆设有各级伯 克共 269 人，其中管理水利的密喇卜伯克 36 人，仅次于明伯克（ 53 人），居第二位 ［ 佐口透， 1983. 第 145 页 ］ 。尽管如此，政府对水权的控制仍然十分薄弱。

^①《西域图志》 , 卷 42, 《耕种之具》。

• ^②    和阗农业所民国二十八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及下半年工作书 , 和阗地区民国档案卷 842（2‐2）, 地区档案馆。

• ^③    永贵：《回疆志》 , 卷 3, 《耕种》 ,86 。

• ^④    纪昀：《乌鲁木齐杂记》。

• ^⑤    椿园 : 《西域闻见录》 , 卷 7, 《回疆风土记》。

• ^⑥ 《回疆志》 , 卷 1, 地理。

• ^⑦ 《清高宗实录》 , 卷 632,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丁未。

• ^⑧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 , 卷 16,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甲午。

  自然因素导致了农业灌溉用水的缺乏。但是，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得到了较迅速 增长，更引起了了其水资源的不足。乾隆四十一年（ 1776 ），阿克苏、赛里木和拜城三地， 查出共增 2618 户。喀什噶尔也因 “ 生齿日繁 ” ，请求移驻伊犁^①。人口的增加，农田开垦规模 也相应有所扩大，使本已突出的人、水矛盾更加恶化。因此，各地在农田水利发展中，争水 矛盾不断激化，有时甚至发展成为武力冲突，以致于死伤人命。

尽管政府对水资源管理相当重视，但对其的控制力薄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争水矛盾在南 疆西部还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在不同的行政区或河道的上下游之间发生，甚至村与村、户与 户之间也大量存在。争水矛盾，严重危害着社会的稳定，而且，导致这种矛盾加剧的一些社 会因素还不易解决。如和阗、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阿克苏等地区，是人口的稠密之区，也处 于玉陇哈什河、塔里木河、疏勒河等南疆大河流的中上游。人口稠密，开垦农田面积必然增 加，灌溉用水增多，导致了下游用水量的减少。这样很容易引发不同的行政区或同一行政区 河流的上下游之间的水利纠纷。

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其管理与农民群众联系较多，事务繁琐，所以政府设置了众多 的密喇卜伯克，以加强民间水利管理。但是，很多伯克、水利通判及封建地主依靠其宗族、 官府势力或宗教上的影响，经常发生侵占水源，以达到霸占更多土地的目的。 “ 欺压平民，争 占水利^②之事时常发生。直到民国，这种事情仍然大量存在。水权仍被乡村中的封建地主、阿 訇、土豪和水豪所把持。鉴于种种争水情况，政府也曾努力采取一些措施，以图解决这些矛 盾，如轮灌、分灌、定量分水等，但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水权的控制力太弱。 每遇争水事件，政府也必须在当地宗教人士的参与下，才能解决。因此，南疆西部看似有很 多可供开垦的荒地，但由于水源的限制，却无法实施。 “ 岁或不雨，雨亦仅一二次，惟资水灌 田。故不患无田，而患无水，水所不至，皆弃地也 ”［ 新疆文献， 1955. 第 163 页 ］ 。可见，水 资源已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这就需要政府加大管理力度。 “ 新疆土田全恃渠水，百 姓往往上下争水，致酿大故 ” ^③。但在很大程度上，南疆水权在民而不在官，这就导致南疆各 地存在着激烈的争水矛盾，政府对此却束手无策。

关于南疆的河流，《新疆图志 • 沟渠志》载，清代新疆共有干渠 944 条，支渠 2632 条。其 近 70% 分布在南疆地区。看似南疆水资源丰富，其实不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水资源不能 得到有效利用，南疆还是贫水地区。兹做如下分析。一是由于高山环抱的地理环境，再加上 青藏高原的影响，致使降水稀少。气候干旱，蒸发量大于降水量。二是河水主要依靠冰雪融 水，这样形成的河流，多属于季节性的，这就往往造成河水丰沛期与农田灌溉期并不一致， 致使大量的河水不仅不能得到很好利用，甚至有时还会引起洪水灾害。 “ 四五月需水之时，水 多不至。秋月山水消尽，水乃大来 ”［ 新疆文献 ,1995 。第 165 页 ］ 。 “ 当葱岭南北两河冲要， 春耕需水而河涸，秋涨横流而堤危 ” ［ 马大正， 2010. 第 366 页，《巴楚州乡土志》 ］ 。大大降 低了河水的利用率。三是南疆河流流域多为沙漠或沙碛，造成了上中游流量丰沛，而下游变 小以至于断流、甚至干涸。沙性土壤疏松，不仅不能蓄水，而且使水易渗地下。结果，上游 开渠引水灌溉农田，下游流入沙漠或沙碛，土地却无水灌溉的景象。最后在灌溉方式上采用 最原始的漫灌法。粗放的田间管理，造成水资源的大量浪费。总之，由于自然因素的影响， 再加上缺乏政府对其开发的支持，致使水利技术不能提高，开发能力较低，结果降低了人们 对水资源利用的效能。 “ 山中积雪春日已消十分之五 ” ^④。大部分径流渗漏地下或流向荒原或沙 沙漠，以上是南疆地区灌溉水资源相对贫乏的主要原因。总体来讲，直到民国时期，和阗地 区的水资源的利用系数约 0.2 ［ 谢丽， 2008. 第 166 页 ］ 。可见，乾隆时期，其利用率应该更低。

^①《清高宗实录》 , 卷 1010,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丙午。

• ^②    袁大化 , 王树楠著 : 《新疆图志》 , 卷 57, 《交涉志五》

• ^③    袁大化 , 王树楠著 : 《新疆图志》 , 卷 52 《物候志》。

• ^④    松筠 : 《钦定新疆识略》 , 卷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