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и культур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равнины в Западном крае в эпоху Тан

中原汉文化作为世界的灿烂文明之一，不仅是华夏民族世代传承和发展的成果，而且也 是凝聚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精神纽带。入唐以后，由于重新实现了政治融合，这一文化更 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和繁荣，汉语文成为西域各族之间的政治交际语，儒学在伊、西、庭三州 乃至四镇地区蔚为显学。汉传佛教、道教、汉历法、汉医学、汉风艺术等也都西被流沙，大 放异彩，在大唐帝国西北边陲争芳斗艳。

一、伊、西、庭三州儒学的兴起

汉语文乃汉文化的载体，儒学则乃汉文化的主体。汉语文的普及与儒学的兴盛乃是碛西 并入唐朝版图后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一）碛西汉语文的普及

早在两汉之际，随着汉人的大批西来和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府的建立，汉语文已开始 在西域有了初步的传播。汉、晋虽亡，碛西却出现了一个汉人聚居的高昌国，“有五经，历 代史，诸子集”^[1]，“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 ^[2]3215。说明汉语文是高昌的国语、国文。入唐 以后形势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迟在贞观、显庆之世，唐朝已发展为华夷一统的多民 族国家，不仅东亚大陆，乃至北亚、中亚、东南亚诸国也大都成为唐之藩属或纳贡国，汉语 文也随之成为这一古老大陆的交际语文。史载入仕于唐的各族上层人士，绝大多数都通晓汉 语文。例如铁勒首领、唐朝名将契苾何力虽为一赳赳武夫，亦可随口诵出“白杨多悲风，萧 萧愁杀人” ^[3]的诗句。又如疏勒僧人慧琳撰《一切经音义》，通篇全以汉语文写成，且旁 征博引，显示了浓厚的汉学功底。再如著名草圣米芾原籍米国，本是河中粟特人，却笔走龙 蛇，成为一代书法楷模。为了进一步推广汉语、汉文，广泛接纳周邻诸国贵族子弟入国学读 书，唐朝还培养了一大批精通汉语文的少数民族人才。薛谦光在奏疏中说，这些人“服改毡 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 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4]。著名的突厥谋臣阿史德元珍、暾欲谷等都在长安 受过很好的汉文化教育，可知汉语文确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出现了“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 蕃王解汉语”^[5]的局面。《册府元龟》中保存了许多西域国国王以汉语写成的表文，诸如康 国国王乌勒伽、安国国王笃灌波提、俱密国国王那罗延、吐火罗侍子阿史那仆罗、吐火罗叶 护夫里尝伽罗、处木昆酋长律啜（即莫贺达干）、石国国王伊捺吐屯等，皆辞足意达。当 然，很可能其中有些表文经自翻译，但这也可以说明翻译当时遍布各国。直至 10 世纪， “秦人文字”仍在天山南北的回鹘聚落中通用。这在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 典》中有明确的反映。这时阿拉伯语、回鹘语早已兴起，但汉语、汉文的影响犹未全衰。

（二）办学校，兴科举是推动汉语言文化迅速传播的重要因素

唐朝建国之初，于碛西置伊、西、庭三州，其中伊州辖伊吾、纳职、柔远三县，西州辖 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庭州辖轮台、金满、蒲类、西海四县，又设焉耆、龟 兹、毗沙（于阗）、疏勒等四镇都督府，一度还设立了西州都督府。依唐制这些地区皆须设 学校。其中西州属上郡，学生定额 60 员；庭州中郡，学生定额 50 员；伊州下郡， 40 员学 生。再以四镇都督府各以学生 50 员计，入州学者已 350 人之多，再以碛西十二县各按中县 30 人计，入县学者又有 360 人。至于三州乡数，虽无总的统计，然据《太平寰宇记》卷 153 、 156 记载，伊州三县共辖 17 乡，其中伊吾县 4 乡，纳职县 3 乡，柔远县 10 乡，西州五 县辖 17 乡，庭州四县辖 9 乡，合之共 43 乡。如以每乡生员 20 人计，总数何止千人。兴学 校的目的在于兴科举。唐朝废止了汉、魏以来沿袭的选士制度，开明经、进士二科，以儒学 取士，这就更加促进了全国学子学习汉文化的积极性。近年新疆各地出土了大量唐人的习字 残纸和启蒙读物，应是当年碛西学子学习汉语文的遗物。例如吐鲁番阿斯塔那 179 号墓出土 的武周时代学生的习字，其中九片为汉化了的鲜卑令狐慈敏的手迹，写有“三月十七日 令 狐慈敏作书”，另一人名和阇利，大约是个少数民族学生^[6]。又如阿斯塔那 216 号墓出土编 号为 TAM216 的 212/10 号文书，仅存三行。第一行尽写“张”字，第二行尽写“寒”字，第 三行尽写“来”字，都是学生练笔之作。再如阿斯塔那 208 号墓出土编号为 73TAM208 的 12 号文书，存三行。第一行写“□ , 敕□ , 写急□ , 就章、遂不得与师书耳，但卫不能拔赏，随 子者孔子曰者语”，其义无从索解，惟知《急就章》乃古字书，大约也是“上大人孔乙己” 之类的字帖仿描。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发现了几种启蒙读物。其一是《千字文》，乃我国最 古老的启蒙课本之一，通篇四言，全文千字，以“天地玄黄，宇宙鸿荒”开篇，由自然而人 事，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包罗万象，融知识性、趣味性和哲理性于一体。阿斯塔那 151 号墓还出土了该书的习字残卷。另一重要启蒙读本乃《开蒙要训》，特点是同类型字归 并在其中，重视生活实用性，例如“馄饨”列在其中，说明早在唐朝馄饨已成为餐桌美味。 阿斯塔那 67 号墓出土了编号为 66TAM67 的 3 号文书即为此书写本。另外还有一本题为《太 公家教》的书，属箴言集性质，有“勤耕之人，必丰谷食，勤学之人，必居官职”和“勤是 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等，语言非常通俗。

应当指出的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并非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唐制规定， 学生是免课役的，而只有官员子弟（包括勋官）才享有这种特权。《唐令拾遗·赋役令》二 十一条载，“诸内外六品以下及京司诸色职掌人，合免课役”，文中的“以下”义不可通， 显然是“以上”的讹写。六品以上官，地位固然不低，但它的实际内涵不仅包括拥有实权的 职事官，还包括大量平民出身、以战功得进的“勋官”。碛西战事频繁，从军者众，获勋者 也多，六品勋官根本不算什么，但却可以获得免役，乃至不课口的特权。因此，入学者大多 都属勋官子弟。前引文书中令狐慈敏、和阇利等似乎都是这种人家出身的，故可跻身州、县 或乡级学生行列。

（三）唐代碛西的儒学及儒学经典

儒学乃汉文化的主体，而这一以天人合一和宗法伦理为特征的学派渊源于周代教化之 官，所奉经典都是周代古籍，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称为五 经。汉朝儒学上升到至圣至尊的地位。《礼》又分为《礼记》、《周礼》、《仪礼》三种， 谓之三礼。《春秋》传有公羊、谷梁两家，再添以古文《左传》谓之三传，合在一起成了九 经，唐朝即以此九经取士。吐鲁番出土文书完全证实了高昌与唐代流行的儒家经典完全一 致。然而奇怪的是，碛西地区并入唐朝版图乃显庆三年（ 658 年）之事，是在《五经正义》 颁布之后，然西州士子研习的经典却仍宗郑玄，短缺《正义》，依旧师承高昌国时代古文经 学的历史传统。这是唐代碛西儒学的一大重要特色。

吐鲁番出土的各种儒家经典中，最多的一种是《论语》。不仅数量多，而且不同系统的 本子也多，仅文物出版社刊行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收的就有以下几种：

1 ．阿斯塔那 19 号墓出土《唐写本郑氏注＜论语·公冶长＞篇》，载六册， 539 页。

2 ．阿斯塔那 363 号墓出土《唐景龙四年（ 710 年）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 载七册， 533 页。

3 ．阿斯塔那 67 号墓出土《古写本＜论语禁解＞残卷》，载七册， 304 页。

4 ．阿斯塔那 186 号墓出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雍也＞、＜述而＞篇残卷》，载八 册， 297 页。

5 ．阿斯塔那 27 号墓出土《唐景龙二年（ 708 年）写本郑氏注＜雍也＞、＜述而＞、＜泰 伯＞、＜子罕＞、＜乡党＞残卷》，载八册， 331 页；《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载八 册， 324 页；《唐开元四年（ 716 年）写本＜论语＞郑氏注，＜雍也＞、＜述而＞、＜泰伯 ＞、＜子罕＞、＜乡党＞残卷》，载八册， 348 页；《唐写本＜论语＞郑氏注＜雍也＞、＜ 述而＞残卷》，载八册， 359 页；《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论语·雍也＞残卷》，载八 册， 365 页。

至今《吐鲁番出土文书》尚未出全，很可能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本子尚未公布，而仅此目 录已足可窥知唐代碛西研习《论语》风气之盛。其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抄本为《论语》郑氏注 本，已知《雍也》篇四种，《述而》篇三种，《乡党》、《泰伯》、《子罕》、《公冶长》 篇各两种，《为政》、《里仁》篇各一种。有的残缺不多，相当完整，编号为 72TAM184 的 《雍也》抄本即为其例。吐鲁番不仅出土了今已亡佚的郑注《论语》，也出土了何注《论 语》，阿斯塔那 67 号墓就出土了该书残卷。同墓出土的还有武周时期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的 大量遗物，可以确定该书乃武周时期的抄本。更重要的是，阿斯塔那 27 号墓还出土了《唐 经义＜论语＞对策残卷》，字迹颇有异同，似未必尽出一人手笔，但内容相接，残存九片， 可以拼缀成文。

如果说碛西的儒学研究保持了自身的某些地区特色，那么随着中原与高昌的政治统一， 在语言文字上同内地的差别则日益缩小。这是近年来学术界通过吐鲁番出土儒家经典，经过 认真研究达到的共同结论。例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曾对《唐景龙四年（ 710 年） 写本＜论语郑氏注＞》（即卜天寿抄本），作了详细校勘，发现这一抄本中俗字的写法“绝 大部分见于北朝及唐代的碑志（据《增订碑别字》），与内地流行的写法完全相同”。^［7］龙 晦又从语言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卜天寿《论语·郑氏注》抄本，根据“百四十四对互注字， 仔细研究的结果，只发现了十五对字有音变，占互注字的十分之一，《训》里有四百三十七

对互注音字，而音变的字有二百四十一对，占全部互注字的一半以上。”这说明“八世纪西 北语音是与内地一致的，晚期的变化就大了。” ［8］经典注音未必代表当地的实际语音，但至 少说明，随着中原与高昌重新实现政治统一，在汉语文教育方面已完全遵照唐代官定范音的 讲法，推动着语文教育走向统一。

二、汉文学的传播

汉文学的西传始自汉代，《细君公主歌》即其滥觞。高昌郡、高昌国时期以汉语文为通 用语言文字，汉文学更有了新的发展。从《麴斌造寺碑》雍容典雅的文字风格看来，已经达 到了相当水平。

入唐以后，碛西汉语军民人数大增，汉文学水平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阿斯塔那 230 号 墓出土的森玄虚《海赋》^［9］抄本残卷，共二片，存九行，显然是录自南朝梁昭明太子主编的 《文选》一书。赋乃一种散文化的楚辞，或者说是带有楚辞色彩的散文，以铺陈扬厉为特 征，辞藻华丽，极尽描摹状物之能事，乃古代士子学习汉文化的基本功。《海赋》的发现说 明西州士子的汉文化水平已经很高。阿斯塔那 263 号墓出土的唐景龙四年西州义学生卜天寿 的诗歌创作则又说明五言诗在这一地区也非常流行。卜天寿年仅十二岁，学习非常勤苦，曾 手抄《论语》郑氏注，并抄有五言绝句六首。其一是：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 明日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文中虽有错别字，但意思明了，反映了学生忙完作业、急盼放假回家的心情，一派天 真，洋溢纸上。这也说明当时西州学校制度已较完善，有官学和有私学（义学），教育内容 也和内地一致，学校还有假日规定。其二是：

伯（百）鸟头（投）林宿，各各觅高支（枝）。

（五）更分散去，苦落（乐）不想（相）知。

其三是：

日落西山夏（下），潢（黄）河东海流

人（生）不满百，恒作万年优（忧）

其四是

高门出己（杰）子，好木出良才（材）。

交口学敏（问）去，三公河（何）处来。

其五是：

他道侧（札？）书易，我道侧（札？）书（难）。

侧（札？）书还侧（札？）读，还须侧（札？）眼看

其六是：

学问非今日，维须迹（积）年多。

（请）看阡（千）简（涧）水，万合始城（成）河。［10］

其中的第二首反映人生无常的思想，第三首反映了唐代阀阅观念的流行，第五、第六首 都是充满儒家思想的劝学箴言歌。

卜天寿诗抄中还有一首题为《十二月三台词》的六言体诗歌，形式类似于词，非常引人 注目：

正月年首初春  □□改故迎新

李玄附录求学  树下乃逢子珍

项托七岁知事  甘罗十二相秦

若无良妻解梦  冯唐宁得忠臣［10］

这首诗的内容实亦箴言，同启蒙书《太公家教》类似。史载唐之乡学皆以寒门鄙儒为 之，这些“鄙儒”学问不高，却会编些劝学俗歌，此六言诗或即出自乡学塾师手笔。卜天寿 是西域人，年仅十二岁，便能以比较正规的书法抄写《论语》，又能基本上合乎平仄地赋诗 述怀，而且他只是一名在义学里读书的学生，并不是豪门子弟。由此可以充分证明，当时西 域的汉文化程度是十分深入而普及的，和内地没有太大差别。

我们还可以从柳洪亮先生《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一书中对 “交河故城出土唐写本 《孝经》残卷跋” [11]的研究，更具体的了解到当时的教育状况。

一九六八年，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废墟中出土文书一件，残高十八厘米、残长六十五厘

米，存墨书汉文三十行。文书上部基本完整，有一道乌丝栏，下部残缺。阅读文字，知 为《孝经》残卷，起于《诸侯章第三》末尾“如履薄冰”句的“如”字，止于《孝治章第 八》“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句的“况”字。对校《十三经注疏》本，[12] 交河故城出土的抄本无注无疏，正文稍有差异，条例如下：

• （ 1 ）《十三经注疏》本：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交河本：而患不及己者。

• （ 2 ）《十三经注疏》本：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交河本：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

• （ 3 ）《十三经注疏》本：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

交河本：民作人。

• （ 4 ）《十三经注疏》本：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交河本：民作人。

《孝经》，相传为孔子所述作，是我国近三千年封建社会的经典著作之一。交河抄本以 行楷体书写，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文书比较，呈唐代书法特点。抄本中，“民”字均写作 “人”字，就是避李世民的名讳。

交河抄本采用顿句法，是其另一特点。这种顿号有前后两次，第一次是与正文相同的墨 色，第二次是朱色，覆盖在墨色顿号之上。古代书籍没有标点符号，但阅读朗诵时仍然要断 句，断句是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墨色顿号标点明显有错误之处，譬如《孝经》原文是“非先 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而抄本在“非先 王”之下都点了顿号。其次，文中有些应该断句的地方也没有断开。譬如“《诗》云：‘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诗》云”之下，第一次并没有加点断开，第二次断句时才补加 了朱色顿号。但是，对于第一次断错的地方，并未改正过来，而是继续断错，如上例所示， 第二次标点时在“非先王”之下墨色顿号上又覆盖了红色顿号。由此可以看出，这很可能是 小学生进行基础训练的学习簿记。

交河抄本《孝经》残卷说明，作为小学生学习过程中进行断句练习的实物标本，其在教 育史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它反映了唐代西域和内地文化、教育方面的密切关系， 不失为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 文化交流，无论对于西域文化发展，或是对于中原汉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姚思廉.梁书·高昌传：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75：811.

• [2]    李延寿.北史·高昌传：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契苾何力传：卷110.北京：中华书局，1995：4120.

• [4]    王钦若，杨亿. 册府元龟·谏诤部·直谏十一：卷 544.台北：台湾中华书局， 1996：6522.

• [5]    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 文渊阁四库全书·全唐诗：卷 199.台湾：台湾商务印书 馆，1986：746.

• [6]    国家文物局古文字研究室.吐鲁番出土文书：7 册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 120，124.

• [7]    龙晦.唐西北方音与卜天寿《论语写本》.

[8]《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371，374.

• [9]    国家文物局古文字研究室.吐鲁番出土文书：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90.

• [10]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368，374.

• [11]    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382-385.

• [12]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550-3549.

Материал поступил в редколлегию 04.09.2008

廖冬梅

略论唐代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本文依据史料记载，论述了唐代西域伊、西、庭三州儒学的兴起以及汉文学的传播。 考察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原与西域早期交往中所持的观念、 态度。

关键词：唐代 中原文化 西域 传播